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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斯奋的学术思想与贡献

2019-08-02 10:57:49 来源:新众网

刘斯奋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画艺术家与文学艺术家,在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方面均有深厚造诣。他还是经验丰富的文化领导者,在文化理论方面发表过独到的见解,在文化建设领域作出过贡献。刘斯奋还是学植深厚的学者,特别是在历史学领域,留下了骄人的成就。

丰硕的学术成就

1977年,刘斯奋在史学期刊《历史研究》第1期上发表《评〈论“黔首”〉》一文。这篇文章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、拨乱反正的背景下撰写的。当时,广东深受“四人帮”祸害,文化复苏艰难,但文化名家尚未凋零净尽,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崛起的一批人文学者正当中年,均思有所奋作,故写作名家不乏其人。为此,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的庞朴特意到广东组稿,选中了刘斯奋的文章。

在文章中,刘斯奋运用唯物史观,从坚实的史料出发,指出秦王朝在兴起和巩固的过程中,不是对农民如何如何好,而是同样实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。他认为,秦代的徭役是先征发“吏有过”“赘婿”一类的“罪人”和“贱民”,然后征发“闾左”的贫苦平民,至于“闾右”的“豪富”则始终未及征发。至于“黔首”的名称,刘斯奋指出,它如同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、统一度量衡等措施的用意一样,是对过去各地名目繁杂、参差不一的平民称呼的统一称呼。之所以叫这个名称,是因为秦代依据五德终始理论崇尚黑色,“黔”就是黑色的意思。所以,选择“黔首”作为民众的统一名称,无非是反映了统治者希望人民从此“归属一致”这样一种意愿而已。刘斯奋还举出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的记载:“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、奴产子,悉发以击楚军。”指出所谓“奴产子”就是家庭奴隶生的子女,身份也是奴隶,云梦秦律里叫他们“人貉”,足见其地位之低。

刘斯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。许多人评价他,乃立足于他在诗书画以及文学创作上的成就,亦即立足于一个“文人”的成就。有文章就曾提出,刘斯奋骨子里是一个文人。据说刘斯翰也曾说过类似的话,说他的兄长刘斯奋更像一个天才的画家,而不是天才的小说家。这种倾向性的、歧异性的论述及断语,只对多才多艺的人才有效。因为,评论者要在评论对象多样性的才华中找出确定性,总难免归于最能反映评论对象特质性的单一性。因此,上述那些判断性的看法,我认为都是成立的,而且是切实的。不过,它或多或少地遮蔽了刘斯奋作为“学人”的成就。撇开他的艺术成就不论,窃以为,刘斯奋的学术成就,同样足以名世。而且,越是忽略他的艺术成就,越能彰显他的学术成就。

总之,论断刘斯奋先生的艺术成就,不要忘却他的学术成就;论断他的学术成就,不要忘却他的艺术成就。卓越的艺术成就与学术成就,如剪之双刃、鸟之两翼,是相得益彰、交相辉映、比翼齐飞的。

刘斯奋深厚的学术素养与治学功力,首先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与近代文学的研究上。他单独或与友人合作,不仅出版有《岭南三家诗选》《黄节诗选》《梁启超诗文选》《苏曼殊诗笺注》《周邦彦词选》《辛弃疾词选》《姜夔张炎词选》《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》等专著,而且在《白门柳》等艺术创作中,也体现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与见解,蕴含着厚实的学术思想。他不仅对中国文学史具有精准的把握,而且对晚明与晚清的历史,具有深刻的体认与精细的考辨。因此,他的历史小说创作,既具有文人小说的艺术特质,又具有学人小说的深厚底蕴。

刘斯奋的选本,有一个突出特质,即格外关注中古之后的世变之际。辛弃疾等人是世变之际的人物,黄节等人也是如此。这样的眼光,自然与《白门柳》具有扣合性的伏脉关系。对世变之际的审视,他的目光又特别关注岭南与江南,并由此而反观中原。

经典学术论战引起极大关注

最能够反映刘斯奋深厚学养与功力的,是他与余英时的刀笔大战。这场论战鲜明地表现了刘斯奋严正而锐利的史识。这种史识,以深厚的学术功底为基础,以明清高士的文笔作法器,以消闲信步的风雅作姿态,发挥了老吏断狱、庖丁解牛的作用。这场文字交锋,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,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不久的背景下,是一场具有标识性意义的经典学术论战案例,因而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。

不同于以文学形象润涵史识,经典学术论战案例与余英时的论辩,是直接通过具体的史实辨析来表明史识。论辩中所表现出的学术水准、斗争艺术,堪称典范。当时,经历了多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摧残,全国百废待兴。海外像余英时这样的名人,对中国学界满脸瞧不上,认为大陆学术凋零,已经找不出几个像样的学者。但“冯衣北”的文章一出,令他大吃一惊。更让他尴尬的是,这位“冯衣北”居然击中了他的软肋,让他难有还手之力。

直到今天,这场论战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价值。

蕴含在《白门柳》中的历史唯物主义

刘斯奋的学术思想,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。在他的思想深处,唯物史观既是思想指导,也是科学方法。他对唯物史观的运用,非常细微地体现在学术著作和艺术创作中。《白门柳》的人物主角是“士”。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,对于社会形态的意义,在历史学中是一个重大问题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,学者们运用唯物史观来解剖中国社会,“士”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。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,以侯外庐为代表的思想史学派,非常深入地研究了以清初三大家为代表的所谓启蒙主义思想。我们看到,《白门柳》所表现的文人士大夫群像,正可与侯外庐先生的思想史著作进行比较性的映照。

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,最为难写。这段历史之所以难治,在于仅仅看史料并不能透彻地予以把握,还在于须透过诗文集的隐晦表述,在片断性的记述中识其款曲,理出线索,重建史实。因此,这段历史最难写的部分,不在政治、军事乃至儒学思想方面,而在文人面相的史实重构,特别是历史心理重构。它需要研究者在直接史料与诗文集二者之间融通考索、细心体会。刘斯奋非常潇洒地游走于明清的史料与诗文之间,以艺术的笔法,生动地表现了这段历史。他以深厚的功力,通过对“士”的思想情感、功业取向的描摹,揭示中国早期的民主思想。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近代史以前的近代思想源流,揭示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规律,很有启发价值。《白门柳》这部小说其实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论断,即“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,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,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,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”。毛泽东这个论断,是极其深刻的,是五种社会形态下的中国内在规律论。刘斯奋的学术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,正体现在这种无声的底蕴上。

其实,刘斯奋本人最看重《白门柳》的地方,也在于它的思想性、学术性。他说,这部书“最重要的是思辨能力,也就是立意,历史的考证、历史的思考、历史的结论,要具有一种永恒性”。这番话,不仅是单纯的小说家的艺术立场,也是史学的立场。

通过《白门柳》等作品,读者可以感受到,明清之际的“实学”思想,在刘斯奋的学术思想中,同样占有重要地位。所谓实学,即切实之学。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宽泛概念,既包含反对清谈、空谈、玄谈的意思,也包含主张切实、经世、切己的意思。作为一种学术宗尚与主张,它代表着一种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与方法,即顾炎武所谓反对“明心见性之空言”,主张“修己治人之实学”。“实学”的对立面是“空言”。“空言”最大的害处是导致亡国。凡是依据上述宗旨治学的学派,都属于实学。从颜李学派,到乾嘉之学,均属于实学。刘斯奋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注重经世。对现实的关注,是他的一个重要面向。对社会“作出一点贡献”,是他最常表达的价值目标。明清之际所倡导的实学,到康熙时期趋于弱化。明代的东林学派为纠正王学的空疏之弊,曾不遗余力地提倡经世致用。

刘斯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,科学地阐述和处理了传统与现代、古与今、中与西、传承与创新、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之间关系,找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点、契合点和平衡点。他提出的“朝阳文化”理论,是这方面论述的代表。这是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一种维护,表达了一种积极的、向上向前的文化观,客观上是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。因此,在刘斯奋的思想深处,一向追求做一个推动历史进步、与时代一起前进的人,而不是做一个旁观者、牢骚者乃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。

近代以来,广东人民一直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第一线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民的贡献举世瞩目。刘斯奋的学术与文艺成就,是新中国文化在广东繁荣发展的一个代表。在他身上,集中凝聚和反映了当代岭南文化的新成就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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